兄弟姐妹是一家：中国56个民族识别记
前不久举行的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又一次唱响“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道出了尽人皆知的事实——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鲜为人知的是，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各地调查统计出的少数民族名称曾多达400多种。今天世人周知的56个民族，是民族工作者经过20多年的科学识别与调查，直到1979年才最终确认的。
翁独健、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等民族学大家，主持完成了这项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工作。从大西南的少数民族村寨，到东北内蒙古的游猎牧场，从湘西崇山峻岭间的土家地区，到福建地处偏僻的景宁畲乡，他们带去了中央的关怀，在民族识别与调查中获取的第一手资料，为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摸清了“家底”，更为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奠定了基础。
土家第一人
1950年国庆节前，洋溢着节日气氛的北京城迎来了389名特殊的客人，他们是周恩来总理邀请进京参观的各地少数民族代表。衣着各异的各民族代表中，有一位来自湖南永顺县的女青年，名叫田心桃。她的身份是苗族代表，在观礼期间却意外地向中央领导提出，自己是土家人而不是苗族。
当时，土家和其他的很多少数民族一样，还不太为人所知。土家姑娘田心桃能够成为少数民族参观团的代表，有点偶然。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进军湘西，田心桃的家乡迎来了解放。在迎接解放军的活动中，中学教师田心桃认识了一四一师政治部主任李忼，了解了党的政策。她向李忼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和土家的情况，经李忼介绍，田心桃走出大山，先后来到湖南省民政厅和中南区民政部，介绍土家语言风俗。1950年9月15日，田心桃领到了一个少数民族代表证，证上写着苗族——因为她的外祖母是苗族，而土家在历史上没有被承认过，很多人甚至没有听说过土家。就这样，田心桃代表苗族列席了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随后又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她最早向中央提出派人调查土家情况、确认土家为单一少数民族的要求，因此后来被称为“土家第一人”。
像田心桃这样的阴差阳错，彼时并不奇怪。中国共有多少个民族，有哪些民族，新中国成立前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都没有准确的答案。
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是19世纪末才出现在中国的。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论及日本人自称“东方民族”时，直接从日本书籍中引用了“民族”一词，这是中文著作中第一次使用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20世纪初，随着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等文章的出现，“民族”一词的使用越来越普遍。
但是，人们对民族的认识，仍然相当有限，甚至充满了偏见和歧视。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眼中，少数民族是“非我族类”的蛮、夷、戎、狄。民国时期，孙中山主张民族平等，但却以为中国只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因此提出“五族共和”的政纲。自诩为孙中山忠实信徒的蒋介石，干脆否认了少数民族的存在，认为汉族是“国族”，其他民族仅仅是汉族的“大小宗支”。如此态度，自然不会探究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民族。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一次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彻底改变了官方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共同纲领》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其实，中国共产党自革命时期起，就强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长征期间，由于红军经过的大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与彝族、苗族、瑶族、藏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直接接触，留下了“彝海结盟”这样的美谈。只是，革命战争时期，完全没有科学调查研究的条件。于是，对各民族进行科学辨别、认定的任务就留给了新中国。
1950年国庆期间，面对田心桃的要求，中央民委特意在各民族代表的座谈活动后，派中央民委参事、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教授杨成志对她进行了专访座谈。专访中，杨成志让田心桃把身体、数目、代词、人名、亲属称呼、服装等日常用语翻译成土家语，并介绍土家的风俗习惯。10月20日，中央民委为了研究各民族的语言，拟了一篇文稿，请各民族代表将文稿译成民族语言录音。田心桃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教授的主持下，进行了土家语录音，当时，罗常培就判断说：“土家语属于藏缅语族。”
田心桃随少数民族参观团进京，使民族识别——也就是对一个族体的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进行辨别的问题第一次浮出水面。几乎与此同时，中央派往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访问团，也遇到了民族识别问题。
民族访问团
1950年6月，日后任中央歌舞团舞蹈队队长的彭清一刚刚毕业，正等待组织分配时，校长吴玉章找他谈话，让他随团前往少数民族较集中的云、贵、川地区开展工作。原来，新中国刚刚成立，为了疏通民族关系，打破历史上由于民族压迫制度造成的民族隔阂，加强同少数民族的联系，党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
不到20岁的彭清一，参加的是新中国第一个民族访问团——西南民族访问团。访问团团长是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格平，副团长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团里配有少数民族翻译，还有像彭清一这样的文艺专业人员组成的歌舞团。
出发前，访问团在国子监进行培训，听取有关民族问题的报告和讲演。毛泽东主席为访问团写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题词，周恩来总理亲自给团员们作报告，临行前还专门给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邓小平写信指示：“该团到少数民族地区，第一等任务是搞好民族关系，凡是少数民族不欢迎去的地方即不要去，不同意做的事情即不要做。”
7月2日，访问团一行百余人带着粮食、布匹、生活用品等大量物资，浩浩荡荡由北京出发，直奔西南而去。8月，以沈钧儒为团长的西北民族访问团出发，随后，中南、东北内蒙古民族访问团分别在1951年和1952年动身，为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带去了中央的关怀。
访问团的主要任务是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慰问，宣传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民族史专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索文清告诉记者：“当时，少数民族地区交通非常不便，人们居住比较分散，对新中国人民政府也不了解，一开始见到访问团还害怕地躲起来，但访问团的工作最后都很成功。”他们尽可能地深入到每一个能够抵达的村落和山寨，通过劳动、联欢等方式，拉近与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继而宣传政策方针。在贵州黄平，为给苗家寨子的群众放映电影，访问团电影放映队冒雨抬着发电机，午夜2时才赶到；在贵州凯里，访问团赠送医疗器械，协助当地建立了第一个卫生所，举办卫生人员培训班，讲授内外科疾病及妇婴卫生的治疗与预防方法，为1万多名群众接种了牛痘；在广西龙胜，访问团专门对龙胜灾荒做了专项调查，得知情况的中央和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当年内就为龙胜发放救济米55万公斤，贷出农贷粮7万公斤，访问团还协助当地成立了中南地区最早的民族自治区。
为了赢得少数民族的信任，访问团有时甚至要面临生命危险。彭清一曾撰文回忆，有一次在凉山地区，他所在的小组外出访问，正好遇到两个部落闹纠纷，矛盾僵持不下，双方准备武力解决。眼看两个部落的人拿着土造枪支和长矛大刀越聚越多，访问团十几个人都阻止不了，大家决定通知附近的解放军前来化解。可是去解放军驻地必须经过两个对立部落的地盘，非常危险，但大家都争着去送信。最后，两名有战斗经验的同志小心翼翼地绕道出发，谁知还是被一个部落的小头目当成对方的“奸细”抓住了。两名同志耐心地说：“我们是西南民族访问团的成员，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宣传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共产党主张各民族平等团结，更希望你们民族内部搞好团结。我们这次匆忙经过这里，就是要请解放军来制止他们对你们的进攻！”小头目半信半疑，最后派人跟他们一起下山。解放军部队及时接到了消息，立即派骑兵前往，果断制止了这场冲突。访问团趁热打铁，分头做和解工作，终于将双方的头人约到了一起。趁着双方态度松动，访问团又给双方送上盐巴、布匹和针线等慰问品，最终剑拔弩张的两个部落握手言和。
彭清一回忆，类似这样的工作，访问团做了许多。3个月后，当访问团要离开时，凉山地区40多位不同家支的头人纷纷表示，接受军政委员会和访问团的建议，把历史隔阂与仇恨暂放一旁，共同走出山来举行协商会议。就是在这次协商会上，各方达成了建立第一个彝族自治区政府的协议。
除了慰问少数民族、宣传民族政策外,访问团也做了一些民族识别相关的工作。费孝通后来接受采访时曾介绍，访问团还有一个任务是亲自拜访各地的少数民族,弄清楚他们的民族名称（包括自称和他称）、人数、语言和简单的历史,以及他们在文化上的特点（包括风俗习惯）。正因如此，像他这样的专家学者才会被派去参加访问团。1951年参加过中南民族访问团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施联朱在其著作《中国的民族识别》中提到：“访问团关于《防城县偏人情况》的调查，实际上就是对壮族的识别调查，根据其历史来源、风俗习惯、语言等均与广西其他地方的壮族相似，确认‘偏人’是壮族的一个支系，就是壮族中自称‘布偏’的那部分……”
但是，并非所有的少数民族都像“偏人”那样，很快就能确认是什么民族。比如，中南民族访问团在海南（当时属于广东省）时，发现海南苗族在语言、文化生活等方面，都与瑶族近似，追溯历史渊源才发现，海南苗族原是400年前从广西十万大山迁来的瑶族，可是，到海南后他们一直被认为是苗族，且本民族的干部群众也都认可“苗族”的族称。苗族和瑶族当时都是比较公认的族称，问题是他们应该归属于苗族还是瑶族？再比如，访问团在湖南时，遇到一些土家人，和田心桃一样要求确认他们为单一的少数民族，但土家还不是一个大众认可的单一族称，怎么办？
世界上独一无二
1953年，民族识别被正式提上了日程。为准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央决定进行人口调查登记工作，这就是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调查的困难，调查只登记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四项内容。不料，随着民族访问团将民族平等的政策宣传开来，历史上长期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纷纷踊跃报出自己的族称，调查结果出来，全国6亿多人口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竟有400多种，仅云南一省就有260多个。
这400多个自报的民族名称是否都是单一的民族？索文清教授介绍说，“仅从表面看，就发现这些名称很混乱，有的用自称，有的用他称，有的用民族内部分支名称，有的名称竟然是特殊职业，比如云南世代以种甘蔗为生的‘蔗园’人”。从民族科学定义上看，这显然需要一番甄别。再者，从政治方面，即将进行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要体现民族平等，依据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分配代表名额，迫切需要明确民族成分，确定民族名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也需要搞清楚哪些地方是哪些民族的聚居区，用施联朱教授的话说，“没有民族识别，人大代表怎么选举、民族区域自治怎么形成？”这种情况下，民族识别成了当时民族工作领域的当务之急。
1953年6月，中央民委派出了施联朱任组长的畲民识别调查小组，赴福建、浙江等省调查研究畲民的族别问题。同年，达斡尔族识别调查小组赴黑龙江、内蒙古进行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几乎与此同时，广西、贵州、湖南等地方也陆续组建了许多民族识别调查组，深入本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一时之间，民族识别成了一件全国铺开的大事。
民族数量最多的云南，任务尤其繁重。1954年，中央民委派出的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经过长达半年的工作，将云南的260多个不同族称的族体归并成了22个，其中最复杂的要数对彝族支系的归并。时任调查组长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耀华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中写道：“讲彝语的各单位人口多，当时有300多万人，且支系繁杂，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支系最多的民族，仅云南就遇到数十个支系。”
如何判断这300多万人是单一民族还是彝族的一部分？索文清告诉记者，当时识别的基本依据是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论断：“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比如，林耀华在云南识别“土家”人（非今天的土家族）和“蒙化”人时，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将双方的语言与当地彝族（称为“罗罗”）进行分析。据对1000多个词汇进行的比较，“土家”语与“蒙化”语有76%相同或相近，“土家”语、“蒙化”语分别与“罗罗”彝语比较，各有61%相同或相近，三者在词汇方面有些不同，但语法结构完全一致，语言系统也基本相同。可以说，“土家”人和“蒙化”人的语言都属于彝语的方言。此外，“土家”人和“蒙化”人的经济生活、社会文化与彝族也相差无几，比如都保留有氏族残余（族长制、同姓不婚）、“夫兄弟妇”婚俗、火葬遗迹、祖先灵台、多神崇拜、巫术等彝族普遍的特点。据此，认定“土家”人与“蒙化”人都只是彝族的一个支系。
另外，前文提到的“蔗园”人，当时人口不足1000，以种甘蔗为生，他们到底是不是少数民族？根据林耀华等的考察发现，“蔗园”人实际是从广西迁到云南富宁县讲粤语的族体，其社会文化传统皆同于汉族，显然不能构成单一民族。
不过，斯大林提出的四个特征并没有成为教条。施联朱在2014年的访谈中就谈到，斯大林的四个特征，是根据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人民共同体的特征，而我们识别的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完全套用的话，几乎没有一个民族符合。开始没有人敢提这个问题，“怕被说反苏反共”，后来，还是毛主席说了一句话，政策可以这样，但是实际上也要“灵活”，也就是说，“要根据国家的情况，也要结合民族的情况。”有了毛主席的指示，大家的胆子都大了起来，这才完成了施联朱口中“独一无二的、世界上没有先例”的民族识别工作。
实际上，我们在具体识别时，四个特征并非缺一不可。在《中国的民族识别》一书中，施联朱举了例子：
锡伯族早在明代以前就生活在东北绰尔河、嫩江、松花江一带，清乾隆年间，清政府为了巩固充实西北边防，将一部分锡伯族从东北调往新疆塔城一带，不久又移驻伊犁河南岸，从而造成锡伯族人民分居东北和西北两地的状况。他们虽然不具备斯大林提出的共同地域的特征，但在语言、习俗等方面仍保持着共同性，因此，他们仍然是同一个少数民族。
再比如，云南地区的彝族在新中国建立前就已经进入到了封建社会，而大、小凉山地区的彝族却还保持着奴隶制。显然，两个不同聚居区的彝族谈不上共同经济生活，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彝族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共同体。
追溯历史与“名从主人”
中国独一无二的民族识别，除了灵活运用斯大林提出的四个特征，还需要对民族历史、族源、信仰、民族名称等进行追溯和研究。民族历史作为识别依据，最突出的例子便是费孝通对贵州穿青人的识别。
费孝通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人类学系，后在英国师从马林诺斯基完成博士学业。1935年，费孝通偕同新婚妻子王同惠深入广西大瑶山进行民族调查，在瑶山迷路，王同惠身亡,费孝通受伤。遭受如此打击，他仍坚持走遍了中国广大的民族地区。1950年费孝通率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贵州时，了解到贵州自报民族30多个，其中有10多个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上与周围汉族基本相同，但要求获批少数民族身份。这10多个自报民族中，人数最多的就是居住在贵州西北部的穿青人，约有20多万人。为了弄清楚他们到底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1955年，中央民委派时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的费孝通、教授王静如和讲师宋蜀华等到贵州进行了实地调查。
穿青人认为自己是少数民族的一个主要理由是，他们过去使用一种和当地汉人不同的语言，叫“老辈子话”。费孝通等人的工作，自然首先从语言调查分析入手，结果发现只有少数人会说“老辈子话”，这种语言实际是汉语的一种方言，它确实和贵州通行的汉语不同，但和早期江西、湖北、湖南通行的汉语方言有渊源。
不过，“老辈子话”属于汉语方言，并不能就此断定穿青人是汉族的一部分，因为使用汉语的并不一定就是汉族。于是，费孝通等研究了穿青人在贵州地区的历史。原来，明代朱元璋派遣军队南征元朝在云南的残余势力时，经过贵州，随后在贵州的许多据点屯田驻军。从那时起就有许多从内地迁入贵州的移民，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江西被强迫随军服役而迁来的汉人。这些汉人社会身份低，不得不给当地彝族当佃户，受剥削，但他们的经济文化也没有被彝族同化，后来多定居在乡间。和这批移民差不多同时或更晚，又不断有外来做官或经商的汉人在此地落籍，他们大多住在城镇街场，经济、政治条件相对优越。如此，这个地区就有了两部分汉人，早期迁来的被称为“穿青”，后者被称为“穿蓝”，而当地少数民族则叫穿青人为“穷汉人”“当里民的汉人”等。新中国成立前，两者彼此对立，“穿蓝”看不起曾是彝族佃户的“穿青”。
历史事实证明，穿青人原是汉人的一部分，进入贵州后也没有和汉族隔离，没有独立发展成一个民族。据此，费孝通等认为穿青人不是少数民族。
前文提到的海南苗族，也是通过追溯历史发现，他们原是400年前从广西十万大山迁来的瑶族，同样是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到海南后更认同自己是苗族。
最后如何认定他们的民族成分？这就不得不提我国民族识别工作遵循的另一个主要原则——“名从主人”。“通俗地讲，就是要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民族名称不是政府行政命令强制的，而是由本民族自愿决定。”索文清解释说。考虑到不影响各民族团结，且海南苗族自己意愿强烈，最后就把他们正式认定为了苗族。
除了海南苗族，许多其他少数民族的族称，都是根据“名从主人”原则确定的。索文清说：“1953年中央派出畲民识别调查小组之后，施联朱先生等就基本确定了畲民是单一少数民族，但是关于畲民的族称一直有争议，直到1956年得到畲族人民的同意才正式被确认。”对此，曾在浙江省民族事务处工作的畲族干部雷关贤回忆：“既然是一个民族定族称的大事，就需要得到本民族特别是本民族的上层人士的理解支持和拥护……1956年10月15日至20日召开了省第一次少数民族代表座谈会，还邀请了部分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参加……通过这次座谈会，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一致同意‘畲族’为族称。”
又如，东北原有“索伦人”“通古斯人”和“雅库特人”三个族体，调查后发现“索伦”“通古斯”和“雅库特”都是他称，这三部分人的自称其实都是“鄂温克”，因此将他们统一认定为鄂温克族。
此外，为了消除历史上遗留的对少数民族侮辱性的用语，尊重少数民族大多数人的意愿，国家还在大规模的民族识别结束后，陆续更改了一些少数民族的族称。比如，1963年将卡佤族中具有奴隶之意的“卡”字去掉,正式定名为佤族。“僮”字有仆人之意，1965年10月，周恩来总理提议，把僮族的“僮”字改为强壮的“壮”，这个提议得到了广大壮族人民的赞同，于是正式将僮族改名为壮族。
潘光旦与土家族
费孝通在《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一文中，将民族识别分为两个阶段：第一，“划清哪些要识别的单位是汉族的一部分，哪些是少数民族”；第二，“如果是少数民族，他们是单一民族还是某一民族的一部分。”如果说费孝通对穿青人的认定是第一个阶段的经典个案，那么他的老师潘光旦先生对土家族的确认，则是单一少数民族认定的典范。
1950年“苗族代表”田心桃第一次提出自己是土家族，1951年中南民族访问团再次遇到土家的问题，1952年下半年，田心桃与土家干部彭泊以及中南民院的五位土家学员联名上书党中央，又一次要求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同年12月，中南民委研究室派人进行了土家族的实地调查，向中央提交了《土家族调查报告》。此时，中央尚未正式开始民族识别，但土家人士的上书和中南民委研究室的报告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当即组织专家学者对土家问题展开研究。1953年3月，担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中南民族研究室主任的潘光旦先生，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了这一任务。
潘光旦曾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学习多年，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基，与叶企孙、陈寅恪、梅贻琦并称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又于1922年留学美国，接受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可谓学贯中西。接受任务后，潘光旦计划亲自去土家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可惜，由于他早年读书时练习跳高不慎摔伤了右腿,后被感染不得不截肢,从此落下残疾，考虑到他行动不便，中央统战部没有批准他参加实地调研。于是，潘光旦派研究室的汪明瑀等深入湘西考察，完成了《湘西土家概况》的调查报告；又组织语言学家王静如据调查材料分析土家语言，写下了《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
潘光旦自己去不了湘西，就利用文献研究土家历史。他通读了《二十四史》，把其中有关少数民族活动的记载一一标出，分类抄录，写成了大量卡片。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记载极少，专门对土家的记载更少，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选摘相关资料，也只有潘光旦这样功底深厚的学者才能胜任。曾与他共事的民族学者邓锐龄回忆，潘先生“读的是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纸上油墨过浓，因眼力极衰弱，必须把书端在手上，眼睛凑到纸上才能逐行读下去……他偶一抬头，则可见鼻端上粘住了一层黑彩，显出非常奇特的样子……”埋首书斋数载，1955年，潘光旦终于写下了长达13万字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用大量史料、确凿论据阐明：土家是古代巴人一支的后裔，是单一少数民族。
索文清告诉记者，这一结论在学术界可谓“一锤定音”，迄今仍是土家研究领域中的共识。可是，湖南省委的个别同志坚持认为土家人已经汉化，没有共同地域，土家语只是一种方言，认为他们不是少数民族而是汉族的一部分。因此，湘西土家问题在行政层面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土家群众和各界人士的呼声也没有停止。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56年3月，中央民委、中央监委、人民检察院、人民日报社、北京日报社等单位收到要求确定土家族民族成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上书和信函64件、747人。中央决定对土家族地区再进行一次考察论证。
这一次，一直希望亲赴土家地区进行实践调查的潘光旦终于如愿。1956年5月下旬至6月底，潘光旦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与北京大学教授向达一起，对湖南省西北角的土家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潘光旦平时都是拄着拐杖走路，为了搞清楚土家人最真实的情况，他拄着拐杖走遍了湘西崇山峻岭间的永顺、保靖、龙山和鄂西来凤等土家人聚居区，道路实在崎岖难行的，就坐滑竿上山。田心桃曾撰文追忆她得知潘光旦教授要来湘西调查时的心情：“我闻后很感动，因为潘教授……行动不便，我的家乡全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大山区，身体健壮的年轻人爬山下山时，草鞋还不能穿，走路时，脚指头还要勾着钻入泥内，手还要盘着树才敢走……”
42天的艰难行程中，潘光旦听取了16次关于土家的汇报，进行了5次小型座谈，11次个别谈话。此外，他在路上碰到土家人就积极交谈，轿工、船工、食宿休息的饭店客店主人，甚至村子里赶集的村民、山坡上放牛的百姓、路边上下学的小学生，都成了他的访谈对象。
历尽艰辛，潘光旦终于掌握了详尽的一手资料，他在《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中谈了几点关键的调查所得：
湘、鄂、川、黔四省的“土家”总人口远不止三四十万人，其聚居程度“比我以前所了解的为高，龙山人口26万中15万即五分之三是‘土家’……”
土家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如过赶年、信奉“土老司”、跳摆手舞、织“土家铺盖”等。
土家人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的语言。“就我们所接触到的部分地方首长和土家干部所谈，一般土家人中，60%以上都会说土家语，在土家人聚居最密集的区域里，会说土家语的则占90%以上。”
尤为重要的是土家人的自称和民族意识。各地的土家人均自称“比兹卡”，只是方音上有细微差别。自称的存在与坚持说明，“用到这自称的人不可能是苗族，附近的苗族大都自称为‘果雄’。更不可能是汉族的一部分，历史上从没发现过用两个音缀或三个音缀自称的任何汉族群体。”土家人的民族意识强烈，均要求党和政府早日肯定土家的民族成分。
根据以上情况，潘光旦认定“无论从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客观条件、主观要求等方面的哪一方面来说，土家应该被接受为一个兄弟民族”。
1956年6月，中央又派出了以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的谢鹤筹为组长的土家识别调查五人小组。五人小组沿着潘光旦走过的路线再次详细调查了3个月，随后在湖南省委召集的汇报会上，与持反对意见的同志面对面辩论、探讨，终于达成了“确定土家族为单一少数民族”的共识。紧接着，湖南省委上报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公布。一场持续6年之久的土家族识别调查与争论，至此得以解决。
最后被确认的基诺族
1956年底，随着土家族、畲族的确认，中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已经有了52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一共是53个民族。至此，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自报登记的400多个族体，已经基本完成了识别。
此后，民族工作的重点从民族识别转入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项工作始于1956年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他说，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处于各种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从原始社会到封建制都有，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要赶快组织调查，“抢救落后”，把少数民族地区这些社会历史状况如实记录下来。于是，负责此次大调查的全国人大民委1956年组织了8个调查组，1958年又增设了8个，16个调查组涵盖了全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居住的省区。参加调查的人员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机关干部、高等院校师生以及社会科学研究者，人数最多时达到1000多人。
中国最后一个被国家确认的少数民族——基诺族的主要识别者杜玉亭，就在社会历史调查的这1000多人之中。1958年，从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杜玉亭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工作，但他报到的地点却是位于昆明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即是对基诺人进行调查。
基诺人居住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基诺山，自称“基诺”，古称“攸乐”。早在1951年，西南民族访问团就曾到基诺山的巴亚寨访问。1954年，云南省也派人到基诺山进行过调查、宣传工作。不过，基诺人一直被认为是彝族的一个分支，1954年中央民委派出的云南民族识别组由于任务重，识别人员有限，也没有顾及基诺人。
1958年11月至12月，杜玉亭背着行李去了两次基诺山，每次在山上一住就是十几天，与基诺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第二次上山时，调查组派了彝族歌手金国富与杜玉亭同行。根据金国富提供的200个词汇，两人把彝语和基诺语对照后发现，二者在最基本的词汇方面有一些相同，多数词汇不同。基诺人独特的风俗也给杜玉亭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年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他们的墓地就像另外一个村寨，生者每天都要给死者送饭，年底举行仪式后，才把死者送走。”在调查报告中，杜玉亭写下了这些情况，不过，当时大部分学者的意见还是基诺人不作为单一民族确立。
与基诺人短暂相遇后，杜玉亭很快投入了其他工作，全国展开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一直持续到1964年。随后，民族工作几乎停滞了十多年。这段时期，西藏的门巴族和珞巴族分别于1964年、1965年被确认为单一的少数民族，而基诺人的识别，一直到1977年才迎来转机。
当时，杜玉亭已经调到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工作，有一天四川民族研究所突然邀请他参加《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一书的编写。一直没有忘记基诺人的杜玉亭，当即告诉他们，基诺人识别对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双方一拍即合，征得党政部门支持后组成了“基诺人民族识别组”，就这样，杜玉亭第三次来到了基诺山。
识别组共有20余名成员，包括四川、云南及北京的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宗教学等领域的学者。集体调查后得出结论，基诺人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法结构接近彝语支、缅语支，但在语音、词汇、语法上有自己的特点；基诺人受汉、傣文化的影响，但仍然保有许多自己的特点，如村寨中有寨老、寨母等古老氏族长老，保留了对偶婚和群婚残余的一夫一妻制小家庭，有共耕习惯等，因而认定基诺人为单一少数民族。
1977年12月3日，杜玉亭完成了经基诺代表人物认同的最终识别报告。第二年初，报告送至云南省民委，再报中央。1979年6月6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公告确认基诺族为单一少数民族。如此，杜玉亭心中20余年的遗憾终于得以弥补，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也正式有了第56个兄弟。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正式确认中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共56个民族。就全国整体而言，中国56个民族的格局基本确立。
此外，在历次民族识别工作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未识别民族，他们是指民族身份尚未得到正式确认，或已被认定为其他民族支系但尚存争议的群体。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有未识别民族人口640101人。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其中的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是民族大家庭的兄弟姐妹。
